丰子恺冒险帮助周作人。周作人为什么不说恶语而不感恩呢?

“冯军(丰子恺)绘画,我一直不是很赞成,类似于向竹久玉梅吉学习,但肤浅,不懂“搞笑”。

”1963年,周作人在给一位香港作家的信中对丰子恺极为讽刺。

事实上,周作人写了一篇文章赞扬丰子恺早年的漫画。

丰子恺的名声来自最早的《文学周刊》的宣传,这是文学研究会的官方出版物,周作人是其中的精神领袖。

周作人的不满源于丰子恺的儿童杂诗画。

1945年12月,周作人因叛国罪被捕。他起初被判死刑,但后来在南京虎桥监狱被关押了15年。周作人痛苦地写了《儿童杂诗》。

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后,周作人重获自由。为了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他把这些诗卖给了艺宝和艺宝,艺宝邀请丰子恺用漫画出版,引起了轰动。

丰子恺在创作周作人的诗歌时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他本打算帮忙的。周作人为什么不心存感激,反而用了刺耳的话?丰子恺是怎么招惹周作人的?丰子恺从小就擅长美术。1914年被浙江第一师范大学录取时,李叔同是这里的美术老师。

李叔同非常重视对西方素描绘画的严格训练,这让丰子恺大开眼界。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丰子恺放弃了几乎所有其他学科,专攻绘画。

1919年夏天毕业时,丰子恺因为成绩不好,不想回老家小学教书。他跟随他的两个高年级学生去上海开办了一所艺术学校,教西方绘画。

丰子恺嘲笑自己的教学经历是“卖野人头”(指用假货欺骗他人)。

随着大批留日美术生回国,靠劣质翻印品来了解西洋画的丰子恺自觉难再维持。随着大量在日本学习的艺术学生回国,通过劣质重印了解西方绘画的丰子恺发现很难维护它。

有一次,丰子恺安排学生画静物画,以青皮橘子为标本,这引发了他的悲伤:“我还是像一个半生不熟的橘子,现在我把它和青皮一起卖了,作为标本让别人学习绘画。”

他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外国艺术家”。

最后,他的母亲卖掉了一些家庭财产,并得到了岳父的经济支持。1921年春天,丰子恺来到日本。

当丰子恺到达日本时,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西方绘画,却发现自己很穷,他得到的钱只够在日本呆十个月。

丰子恺非常沮丧,经常逃课。

困惑和焦虑中,丰子恺在一家旧书店偶然发现了竹久玉梅集的绘画收藏。

Takehisa Yumeji是一名业余画家。他擅长用漫画表达朦胧的悲伤。他的技巧简单易懂,但他有不同的品味。

虽然它不被主流接受,但却深受普通人的喜爱。

丰子恺看到了这一点,觉得这是他未来努力的方向。

一方面,竹久玉梅集风格的绘画注重创造力,不需要高技术。另一方面,东方人很容易接受放弃油画和画布而转向纸和墨水。

丰子恺不熟悉中国画,但晚清画家曾延东给了他灵感。

曾延东一生都在官场上游荡,生活贫困,但晚年靠卖画谋生。

他喜欢画人物,自由使用钢笔,他的作品充满幽默。

在中国,曾延东没有消息,但他在日本很有名。

从曾延东的绘画中,丰子恺发现,墨不必遵守前人的规则。

回到中国后,丰子恺在教学中尝试了竹久玉梅集风格的绘画。

1925年,在朱自清的推荐下,丰子恺受到了《文学周刊》总编辑郑振铎的关注,郑振铎定期出版专栏和出版丰子恺的作品。

1926年,以丰子恺为代表的俞平伯诗集《易》出版,在文化界引起轰动。

周作人写道:“这种插图在中国也不常见…我们外行人不能说中国是否有这样的漫画,但我以前没看过,所以我们必须对冯军的画感兴趣。

这篇文章中的“有多大兴趣”意味着“非常感兴趣”。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作人加入了叛乱,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抗议。带着家人逃往南方的丰子恺也为周作人辩护说:“周作人对叛乱的依恋是不真实的,但因为他是一个学者,所以很容易受到攻击。

”1939年底,周作人看到丰子恺的《阿q正传》漫画,感到非常不满,认为不如别人的阿q好,他在媒体上写了一篇批评文章,说:“冯军的画过去似乎源于竹久玉梅吉,但渐渐变得越来越滑。

周作人说丰子恺“飘忽不定”,意思是在丰子恺越来越受欢迎后,他开始卖他的画。为了满足用户的需求,他不得不添加他不擅长的风景,并在图片上添加更多的颜色。与早期相比,他作品的创造性下降,趋于甜蜜和庸俗。

周作人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丰子恺可能没有在沦陷区的媒体上看到这篇文章。

1950年2月,艾宝出版了周作人的《儿童杂诗》,署名“东郭笙”。丰子恺此时几乎没有画过什么。由于旧的情况,他努力匹配图片,但他匹配的图片往往偏离了原来的诗歌。

例如,“一篮子荸荠和甘蔗装满了,李子樱桃是红色和绿色的。

更多的杨梅赞美紫色的美丽,失去它的美丽。丰子恺画豌豆和樱桃,并把自己与白璞的诗“樱桃豌豆把孩子和春风的另一年分开”相匹配。

另一个例子是“瓜皮被绿色和厚重覆盖,月桂树的中庭被正午遮蔽。”

“这首诗显然是指月桂树,但他被画成了香蕉。

如事先沟通,这是个小问题,但这种“合作”并没有事先征求周作人的意见。周很早就出名了,他一年到头都是文坛领袖。这时,当山穷水尽时,他对人类的感受和温度变化极其敏感。

艾宝出版《儿童杂诗》时,丰子恺的画占了很大的面积,周作人的诗占了很小的面积。周作人似乎在为丰子恺的画写诗。

周作人一直瞧不起丰子恺这样的“海派”文人,这是难免的。

1950年后,周作人投身于翻译工作,靠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预付的200元稿费生活。因为家庭开销很大,他到处哭诉贫穷。人民文学出版社把预付款提高到400元后,他仍然没有足够的钱。

1962年,他甚至以1800元的价格把他的个人日记卖给了鲁迅博物馆。

自1952年以来,丰子恺一直是上海文史博物馆的成员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差距面前,周作人的心态有些不平衡。

1961年12月,丰子恺开始翻译《源氏物语》,这是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点工程。

首先,出版社把它交给钱道森翻译,但钱道森翻译得太慢,所以出版社只好用丰子恺代替,让周作人校对。

周作人当然不相信这种安排。在《源氏物语》中,周作人努力学习古代日语。在他看来,只在日本学习了十个月的丰子恺没有资格翻译这本书。

在得到丰子恺的翻译后,周作人发现他使用的是明清小说的语言,而不是文言文,于是立即说他应该把它彻底扔掉。周作人在给一位作家的信中甚至说:“最近我看到冯先生翻译的《源氏物语》,这是一个茶馆讲故事的人。看来我不知道源氏是什么样的书。

“为了翻译《源氏物语》,丰子恺曾经拜访过周作人。这似乎是双方一生中唯一的直接接触。然而,这次访问并没有消除周作人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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